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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初警徽生产厂家期北京市公安局被一锅端

来源: 时间:2015-8-21 18:16:16 浏览量:596

“文革”中公安部门是 “重灾区”,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,这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刘传新死心塌地为“四人帮”效力分不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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诬称北京市公安局 “敌特机关”

1966年5月,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,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,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。 1967年2月11日,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。

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,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:“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。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,作恶多端,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,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,实行资产阶级专政,企图复辟资本主义。 ”几个月以后,在刘传新主持下,军管会先后炮制了两个材料,诬陷公安局“是彭真、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”“10名正副局长、117名正副处长、分(县)局长都是特务、叛徒、三反分子”,“全局有1000多坏人”。

紧接着,刘传新组织起已达2000多人的班子清查全局各类材料,捏造了大量北京市公安局 “与帝、修、反、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”,称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、冯基平、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“里通外国、罪大恶极的坏人”!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:“这对彭真、罗瑞卿、徐子荣、凌云、刘仁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。 ”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、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等。

1968年8月,刘传新宣布对冯基平、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“逮捕法办”;将814名干警定为“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分子”关押审查;还将刘少奇、贺龙、叶剑英、彭真等人的子女70人关进少管所,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“罪行”。

对毛泽东的告诫置若罔闻

对于北京的腥风血雨,毛泽东有所察觉。早在1967年12月,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:“10个局长都是坏的?处长都是坏的?1000多人都是坏的?资产阶级专政,我们还能蹲得住吗? ”然而,刘传新自恃有后台撑腰,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。

1976年清明前后,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“四五”群众运动中,刘传新特地布置 “把车辆准备好,拘留所、收容所做好准备”。4月5日凌晨200辆卡车开进广场抓人,2000多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被洗劫一空。

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,而且动用技侦手段,追后台、追线索。全市在“双追”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,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,一直追查到叶剑英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徐向前、胡耀邦、廖承志、余秋里等人身上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自杀身亡

在毛泽东病重期间,“四人帮”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,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 《应急方案》。毛泽东逝世后,刘传新立即按《应急方案》部署,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,准备枪支2400多支,棍棒1050根,机动车270辆,还有大批电台、报话机等通讯器材,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,可谓磨刀霍霍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,1977年初,北京市公安局有人贴出大字报,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“四人帮”刽子手的罪行。 1977年1月27日,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,接受审查。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,神经十分脆弱。他5月18日接到北京市公安局要召开“批判刘传新大会”的通知时,脸色苍白,一言不发,5月19日上午自杀。 1977年11月,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也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。

摘自《快乐老人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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